坐公交、地铁，或是自己开车去上班，是很多杭州人的日常。

在这一波影响杭州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确诊市民的轨迹，多数和公共交通工具有关——穿过钱江新城的地铁4号线、通往萧山的7号线等，都契合了他们的通勤之路。

当城市的骨架向外拓展，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围绕着中心区的城市新区陆续成型之后，市民的通勤距离往往随之增加，并更依赖私家车及公共交通。

但过长的通勤距离，不仅有可能降低市民的生活品质，若城市遭遇一些突发或危机情况时，还会给正常工作和生活带来不小的影响。

这种时候，不用坐车，走路或是骑个车就能到单位的生活，就凸显了优势——这样的现象在一个区域里多了，就达到了一种“职住平衡”。

或源自一位英国人的居住理想

职住平衡，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术语。

指的是在某一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居民中劳动者的数量和就业岗位的数量大致相等，职工的数量与住户的数量大体保持平衡的状态。

继续追溯，职住平衡或源于一位英国人的居住理想。

十九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针对当时伦敦人口过分拥挤、贫民窟大量出现、城市交通混乱等问题，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

所谓的“田园城市”，是一个内部服务设施齐全，就业和居住平衡分布，居民工作可在住宅步行距离之内的理想之乡。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全球城市化的进一步加剧，这一理想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并逐渐发展为职住平衡的理念。

根据这一理念，实现职住平衡的城市或区域，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通勤交通可采用步行、骑车或其他非机动车的方式。

即使是使用机动车，出行距离和时间也比较短，限定在一个十分方便的范围内。

这样就有利于减少机动车尤其是小汽车的使用，从而减少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

杭州曾有过最朴素的“职住平衡”

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通勤交通采用步行或骑车——在“老杭州”看来，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陌生。

原杭州市政公用局退休职工刘英，上世纪曾参与过杭州城市规划相关工作，她回忆说：“当时城北一带规划为工业区，杭钢、浙麻等大厂都建在那边，围绕着这些大厂，会规划建设配套的工人新村，作为职工的生活区，这样大部分职工只要步行就能上下班，其他一些生活、教育、医疗、娱乐等配套需求，也可以在生活区解决。”

这种大厂配套生活区的规划建设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职住平衡理念的一种体现。

“中国自古有城池的概念，在机动化交通还不普及的年代，城池的规模往往和居民人数相匹配，生活在城池里的居民，能够依靠非机动化的交通方式，比较方便地到达自己的工作、生活场所。这一理念在近现代城市建设中，也有所体现。”

刘英说，几十年前，尚未经历大规模城市外拓的杭州，步行和骑自行车是大部分市民的上下班通勤方式，“骑自行车可能只要一小时，就能把’墙篱笆’（指老城墙范围内）里的杭州城转个遍。”

职住距离和突发危机的关系

不过，哪怕是在当年规模有限的杭州城，长距离通勤上班的市民也有不少。

有的市民虽然在城北的工厂上班，却依然居住在老城区，这部分“职住分离”的市民需要乘坐公交车上下班。

当城市正常运转时，他们的生活平静规律，但遇到突发情况，会造成很大影响。

比如1988年夏天袭击杭州的七号台风，让杭州全城断水断电，公共交通停运。需要长距离通勤的市民，只能顶风冒雨骑很长时间的自行车上下班。而住得近的市民，受到的影响相对就小。

同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给长距离通勤以及部分跨城通勤的市民也带来了一定影响。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职住平衡的重要性。

就近在“星城”内工作

“星城”分布示意图

其实，直到今日，职住平衡仍是杭州城市发展的一大目标。

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杭州人单程平均通勤耗时为35分钟，平均通勤距离为7.4公里，虽低于全国特大城市的平均水平，但仍有12%的杭州人，每天的单程通勤时间超过1小时。

虽然职住平衡与平均通勤耗时、距离之间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但同济大学规划设计师王进认为，杭州在未来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推进职住平衡很有必要。

“杭州的地形受到山水阻隔，不同于一般的平原城市，近年一直以组团式的形态发展，不同组团之间的距离较远，这就需要大力推进职住平衡，缩短通勤距离和耗时，更好地应对一些突发状况。”

在杭州核心城区承载功能较多，整体发展较为饱和的情况之下，杭州未来城市空间布局的九大“星城”，就是推进职住平衡的一个关键——要让更多的市民，愿意就近在“星城”内工作。

九大“星城”包括萧山、余杭、临平等紧邻核心城区，在产业配套、城市建设等方面基础扎实的“星城”，也包括拥有比较广阔的产业空间和发展腹地的钱塘、富阳等城区。

这些“星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强星”。

它们正在努力增强综合承载力，与核心城区形成有效联动，提升城市整体功能。“以产兴城”和“依城兴业”相结合，最终打造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综合节点性城市。

培育产业和保证住宅供应

那么，如何吸引市民就近在“星城”内就业？

或许，可以因地制宜，将培育产业和保证住宅供应共同推进，争取实现就业岗位和常住人口的相对平衡。

杭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汤海孺以余杭区为例，“这里产业发展领先，吸引了大量人才，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居住配套，保证充足的房源供应，能及时跟上人才流入的速度。如果居住配套未能及时跟上人才流入的速度，就会导致宜居性下降，也会出现职住失衡。”

王进说：“杭州还有部分‘星城’居住属性较强，但产业发展相对薄弱，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常住人口的需求，使得部分居民需要长距离出行、跨区域工作。这部分‘星城’应更注重产业培育。”

事实上，从今年杭州的几次涉宅地块集中供应情况来看，大量的地块分布在“星城”。供地向“星城”倾斜，有助于缓解核心城区居住、交通等多方面的发展压力，有助于职住平衡在“星城”的实现。

汤海孺还提出，“星城”需建设多元化的住房体系，公租房等配套也要跟上，为不同需求的市民提供丰富的选择。家离单位越来越近，这或许是更多杭州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