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玉米粉下锅打芡。

将打芡后的玉米面揉成团。

如做菜粿，可往面饼中包入馅料。

将苞芦粿下锅贴熟。

3月的淳安县梓桐镇叶家村，清晨的山野云雾蒸腾，农家大姐方春妃站在灶台边和着玉米粉。炊烟升起，只消再等20分钟光景，方宜妃手中的玉米粉就能变成一个个苞芦粿。将玉米碾压成粉，再加工成粿食用，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新一天的开始。

浙江是鱼米之乡，大米饭是大部分浙江人的主食，可在不少梓桐镇人的生活中，苞芦粿已经取代了大米饭，成为一日三餐的主食。粗粮的嚼劲、佐料的香辣，不仅是远行游子的乡愁，也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围炉吃粿，这是一家人最温馨的画面

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锅中的水应声翻腾，方宜妃将一碗2公斤多重的玉米粉倒入锅内。粉末在滚水中渐渐成团，方宜妃双手握着锅铲，在锅中不断翻搅。“现在是打芡，等到面团不粘锅的时候就可以捞出来了。”她说。

热腾腾的面团上了砧板，方宜妃开始沉肩搓揉。不一会儿，如上了金黄釉彩般的小面球便被一个个地揉圆、压扁、擀成饼状。接下来，只需将面饼往铁锅上一贴，稍候片刻，便能得到一个素粿。若想吃菜粿，可以将烧好的雪菜、豆腐、腌菜等包在面饼中再下锅。入口之前，在粿子上加一层农家自制的辣霉豆腐，就能品尝到这道淳安美食最正宗的味道。

十来岁时，方宜妃从妈妈那里学到了苞芦粿的制作方法。“那时候帮妈妈烧柴火，夏天灶头太热，我就给她扇扇子，看着看着就学会了。”方宜妃说，后来，她有了自己的小家，一家人冬天围炉吃粿就成了最温馨的画面之一，“烧几个菜，做几个粿，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方宜妃来到杭州主城区的工厂上班。2000年后，因为企业改制，她回到了家乡，将做苞芦粿当成了事业。“老家许多人都要吃的，我就盘了一家店来做。”她说，开店之后，除了日常的自然客流，她还会接到两类订单，“一种是旅行团的，客人临走前会带一些苞芦粿；还有一种是老顾客、老朋友，想吃这口味道的时候就会来找我。”

先人的口味，随着“林下经济”传承下来

“老婆，吃粿了！”晌午时分，梓桐镇的茶山上，68岁的黄月忠吆喝了一声，引出了一阵回响。

采茶时节，黄月忠的腰上挂着两样东西，一是茶篓，二是布袋，布袋里装的就是老两口劳作时的口粮——苞芦粿。“有素粿，也有菜粿。上山干活，带这个最方便，也最管饱。”黄月忠一口咬开苞芦粿，裹着红辣色泽的豆腐和雪菜就露了出来，“我们当地人都爱吃辣，辣的粿吃起来更香。”

干了几十年农活，黄月忠已经习惯了三餐吃粿，因为吃粿特别长力气，而且养胃。“老祖宗就是这么吃的。”黄月忠一边吃粿，一边说道，“我都是做爷爷的人了，但要让我说老祖宗什么时候开始吃粿的，我也说不上来，你去问谁都很难说得清楚。”

玉米是在16世纪传入中国的。清康熙年间，杭州有了种植玉米的记载。到了乾隆年间，浙江的地方史志上出现了包括淳安在内的浙西山区大规模种植玉米的记载，同时，定居山中搭棚种植玉米的棚民也越来越多。

棚民进山广种玉米的背后，有着清晰的经济驱动。当时，江南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基建对于建材的需求骤增，杉木林场主和杉木商人赚钱的机遇到了。然而，杉木种植周期长达三四十年，人力耗费巨大。于是，林场主和种杉人达成了协议，允许在林下种植粮食，以此冲抵劳力费用。玉米既有很强的饱腹感，又能种植于林间，便成了当时的不二之选。

尽管苞芦粿的起源缺乏详尽的史料支撑，但数百年前的一次经济发展，的确给淳安带来了一场“舌尖上的变革”，让玉米逐渐成为当地人的主食之一，苞芦粿原本的素淡也随着一代代先人的劳作流传至今。

从吃不惯到忘不了，苞芦粿成了岁月印记

1977年，卢剑华从杭州出发，汽车、轮渡、步行，花了差不多10个小时，终于来到了梓桐镇，在那个特殊背景下，落户农家。“我是吃惯了米饭的，可到了农家，吃的是玉米做的饼，一开始真的不习惯。”卢剑华说。

淳安山多田少，当时大米不够吃，玉米自然成了最现成的替代品，尤其是对像卢剑华那样每天干体力活的小伙子来说，不填饱肚子是不行的。在卢剑华印象中，每天清晨，小村庄里就会此起彼伏地响起清脆的“锣鼓声”。村民们习惯将砧板架在水缸上，再将玉米面团放到砧板上摔打揉捏。隔着砧板，空心的水缸受到了摔打的冲击力，便会发出清脆的响声，而这响声也意味着一天劳作的开始。

“那时的条件不比现在，玉米粒的皮很厚，所以做出来的苞芦粿口感很粗糙。而且那时候除了过年，平时吃的都是实心的素粿。”卢剑华回忆，“没办法，为了干活有力气，也只能吃了。”

早出晚归地劳作，卢剑华和其他小伙子除了劳动工具，身上带着的还有一个铁饭盒，饭盒里装着的是苞芦粿和蔬菜。“中午到了吃饭的点，大家就找个地方生火，把饭盒热一热之后，苞芦粿卷着菜叶吃，一顿我能吃4个。”卢剑华说，苞芦粿对于他而言，可以说是那段岁月的一个代表性的印记，“四五寸宽、一寸厚，一定要趁热才好吃。”

几十年过去了，卢剑华依然记得苞芦粿的味道。他与老友相约故地重游，特意去“回味”了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

传统口粮成了热销品，形成了千万元级产业

当年小伙子们手捧苞芦粿的样子，方宜妃至今还记得，卢剑华一顿吃4个苞芦粿的胃口，还真不算大。“有人一顿能吃‘一手’呢，有8个到10个那么多。”她举起手臂比画着说，“吃惯了的人，真会爱上这一口。”

从农村姑娘到城市工人，再到小镇餐饮店的老板娘，走了一圈的方宜妃如今已经做了19年的生意，她的店也从小门面变成了两层楼。每天早上，她和两个小工一起，专做苞芦粿。为了提升品质，她选用了价格更贵、皮更薄的玉米来磨粉做粿。正常情况下，每天大概能卖出100个苞芦粿，遇到旅行团、熟客的订单，销售量便成倍地增长。

自己做着餐饮生意，丈夫做着家电生意，方宜妃一家的生活自然红火。她家的房子有庭院、池塘，外墙采用的是石材干挂，有意思的是，作为入户门面的一楼却像个仓库，堆放着玉米粒、篓子、碾子等与制作苞芦粿相关的材料和工具。传统的家乡味道，和家庭的富裕已然密不可分。

距离方宜妃家几公里的梓桐镇上，还有一个想把苞芦粿做得更“大”的人。胡建奎在镇上开了一家益生源食品厂，18名工人在半自动化的生产线前，做着玉米薄饼的生产和包装工作。

十几年前，胡建奎结束了手头的丝织生意，将苞芦粿当成了新的创业项目。与传统苞芦粿不同的是，他将玉米粉打芡之后，直接压制成了仅几毫米厚的薄饼，相当于简化版的素粿。别小看这一个个超薄的素粿，每年能为胡建奎的企业带来上千万元的产值，而购买这些产品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吃惯了玉米的北方。

“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吃的家乡美食，为什么不把它推出去呢？”胡建奎说，当年在外创业时，他就时常想念这一口家乡的味道，如今年近花甲，他依然在为家乡的美食而奋斗，忙着收购当地的玉米，招收当地的工人，“今年的目标是实现苞芦粿的生产线制作和冷链运输，让市场上有真正的淳安苞芦粿卖。”

先人传下来的苞芦粿，在今日的梓桐镇形成了每年产值2000万元的产业，这或许就是传统美食的生命力。即使在习惯了大米味道的南方，只要愿意细嚼慢咽，终能品出苞芦粿朴实无华背后的“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