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又惊又喜：一个牺牲了的人还活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9000人北撤，父亲的生活再一次发生变化。
在奉命转移的任务中，父亲跟随着政治部行动，还带着新四军的文献资料、印刷厂的设备。
被国民党军队突袭后，新四军很快展开了英勇的突围战。1月12日，父亲在石井坑突围时被打散。当时是漆黑不见五指的深夜，在枪林弹雨中，战友们没有人注意到父亲的失踪。
1月14日，叶挺将军下山谈判，被国民党扣押在上饶集中营。叶挺满怀激愤写下《囚语》，其中也写到了父亲：“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君本为国新社记者，到皖南军部参加军中工作，为印刷所副所长，工作努力，成绩亦良好，在此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痛哉！”
40年后，父亲在其《鲁迅精神体现在新四军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我和叶挺同志虽则不像和鲁迅先生那样，因为工作，关系密切，来往多。但他是在战士面前亮出心灵来的军事首长，我就像对待鲁迅先生一样，有贴身的亲密感。他确是令人永远怀念、敬爱的人。”
父亲的好友石西民得知父亲阵亡的噩耗后，悲痛不已，在1941年4月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悼黄源》一文，这等于将父亲的死讯讣告天下。
正当大家为父亲的死惋惜时，父亲却从皖南徒步来到苏南，又辗转到了上海。这中间的艰辛曲折，父亲很少提及。
父亲到上海后，联系上了许广平。许广平又惊又喜：一个牺牲了的人还活着！
没多耽搁，她帮父亲联系到了新四军在上海的办事处。父亲见到办事处的人时，大喜过望：前来与他接头的，正是由父亲领导的军部印刷所支部书记陈昌吉！
父亲向他汇报了突围经过。陈昌吉动情地说：“事变后，不知你的下落，大家都以为你牺牲了。军部很挂念你，我马上把消息转达苏北。”
通过地下党开辟的秘密交通线，这年5月，父亲来到了新四军在苏北的新军部。父亲回忆，首长一句“我们都以为你精忠报国了”，让他数月来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总算回家了。
父亲与新四军女战士巴一熔结婚
在苏北，父亲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后来，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鲁艺分院停办后，父亲担任了华中局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942年华中局办《新华日报》，陈修良任主编，父亲任副主编。
父亲在苏北遇见了我妈妈巴一熔。我妈妈是1938年入伍的新四军第一批女兵，同年8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她是云岭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的女战士。
1942年12月，经组织批准，父亲与新四军战士巴一熔结婚。此后，他们一起度过了风雨六十载的钻石婚。
我的父母刚结婚就被派往浙东根据地工作。父亲担任三北敌后抗日游击区（即后来的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行署文教处长，还被委派到国民党杂牌部队做统战工作。
父亲想做事，想把鲁迅的精神进一步扩大，向中共浙东区党委送交了《举办浙东鲁迅学院设想的报告》。这个设想得到了区领导的支持。
1944年9月，第一期浙东鲁迅学院在姚南（今余姚市）的杜前岙山村开学，后随区党委移驻梁弄镇甘田畈茶亭的上岳殿，又转至四明山巅的陈家岩。学员160余人，多为三北、四明地区的在职教师，也有部分知识青年，由所在县、区负责文教工作的干部带领入学。
父亲创办浙东鲁迅学院的目标很明确，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帮助学员认清国际国内形势、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从1944年7月到1945年10月，这个学校为根据地培养了700多位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的新四军干部，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
父亲在抗战后继续做着抗战的事
抗战胜利后，父亲来到了新四军控制的江苏淮阴地区，参与恢复华中文化协会的工作，但他的主要工作依然没有离开抗战。
父亲说，他要把抗战的精神传递下去。
由他牵头，抗战期间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艺作品与文化档案被整理出来了，系统收集《江淮文化》《盐阜大众》等根据地刊物的留存资料，为后续研究华中抗日文化史保留了关键文献。
父亲作为作家和编辑的能力在这时得到了展现，他协助筹备华中新华书店的复刊与扩充，推动出版《华中文化》丛刊，收录根据地作家的小说、散文与戏剧作品，其中包括反映新四军抗战历程的纪实文学，旨在通过文字延续抗战精神，巩固革命文化阵地。
1946年，山东大学在山东临沂解放区复校，父亲任中文系教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课程，他在课堂中结合解放区实际，将鲁迅“为人生而文学”的思想与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结合，培养了一批既懂文学理论、又能深入群众的青年文化工作者。
父亲一直把宣传鲁迅、弘扬民族魂作为自己的使命，抗战时期加入新四军投笔从戎时如此，抗战结束后同样如此，他的一生，一直都在实践自己的这种理念。
父亲离开后，我和夫人洪蓉芳一直在做资料整理，像是把父亲走过的路又重新走了一遍。
2023年9月，“在鲁迅的旗帜下——黄源的朋友圈”特展在浙江文学馆开幕。父亲的朋友圈里很多是文化名人，鲁迅先生之外，还有巴金、茅盾、楼适夷、丁玲、冯雪峰、艾青、萧红、萧军、夏衍、端木蕻良……每一个名字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巨匠。一封封父亲与他们来往的亲笔书信，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遗憾的是，这些书信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后所写，之前的书信在动荡的年代里荡然无存，要不然更有史料价值。比如父亲刚到新四军时，他给当时身在香港的楼适夷写的两封信，辗转到楼适夷手中后，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中以“文阵广播”的栏目刊发，成为当时民众了解真实抗战的窗口。
留下来的这些珍贵书信和资料，我们相继捐赠给了中国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黄源藏书楼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又把家里剩下的书信史料，都捐给了杭州的国家版本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