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孙文化村入口

湘湖

8000年前的独木舟 

湘湖东北角，越王路的起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

因为离湘湖地铁站不远，很多人把它当作湘湖Citywalk的起点，或者当作一个去越王城遗址的途经点，并没有特别在意。

如果你路过这里，不妨进去走一走。这片土地之上曾住着春秋时期“兵圣”孙武和三国时期孙权的后裔，土地之下更藏着距今8000年的史前文明遗址。

它就是下孙文化村，行走其间，每一步都在与历史对话，仿佛穿越千年的时空。

兵圣后裔，湘湖孙氏

下孙文化村就在湘湖旁边。

古湘湖地处两列西南、东北走向的会稽山支脉之间。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萧山县令杨时“视山可依，度地可圩（wei），以山为界，筑土为塘”，遂成湖。初成时，湖面37000余亩，周围40余公里。据《湘阴草堂记》载：“山秀而疏，水澄而深，邑人谓景之胜若潇湘然”，因而得名湘湖。

乘坐地铁1号线，湘湖站下，出站后，沿风情大道走上几百米至越王路，再往东走数十步，便到了下孙文化村的地界。

村口位置竖着一座石质的牌坊，上书“下孙古邨”四字。穿过牌坊再回头，会看到其背面还刻着“名臣一脉”四字。“名臣”说的是著就《孙子兵法》的春秋军事家、政治家，被称为兵圣的孙武。

下孙这个村名，即缘自孙氏。相传孙武次子孙明为吴国大将，因征伐有功，食采富春（今富阳），为富阳孙氏第一世祖。据《萧山湘湖孙氏宗谱》载：“宋元间，湘湖孙氏曾五公为避兵燹（xiǎn，战乱的意思），从富阳龙门迁居湘湖，号湖里孙。”

孙曾五还有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应鸜（qú）。元代时，普通百姓无官职者不许取名，他便只能以排行为名。率族人迁居越王城山脚下的孙曾五，后来就成了湘湖孙氏第一世祖。

初到湘湖时，孙氏的人口并不多，历经数代繁衍生息，明朝以后，孙氏人丁逐渐兴旺，分化出了上孙、中孙、下孙三个自然村。

孙氏家族长期生活于湘湖岸边，对湘湖水利和湘湖文化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湘湖标志性的跨湖桥，便是湘湖孙氏第十世孙学思主持始建。

孙学思（公元1503—1589年），字汝贤，号春溪，因善于书法，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由楷书考选儒士，授中书舍人，曾任大理寺评事、礼部郎中等职。公元1554年，为方便与南岸姻亲往来，他利用其影响力和财力，在湖中狭隘处筑堤建桥。因桥两端筑以长堤，横跨湘湖，故名跨湖桥。此后数百年，跨湖桥几次被毁，又几经重建，终有了现在的五孔石拱桥模样。

下孙文化村，孙氏宗祠的大门和门神。

孙氏宗祠的孙武像

下孙文化村入口牌坊上写着“烟水藏七百年村落”

孙氏宗祠，映雪遗风

过了“下孙古邨”牌坊，再往前走上几十步，可以看到下孙文化村的核心建筑——孙氏宗祠。原本的宗祠因战乱侵扰、年久失修，几度湮废，2009年湘湖景区为弘扬湘湖历史文化，按旧制进行了重建。

重建后的孙氏宗祠坐北朝南，分头门、二门，共三进院落，每一处细节都藏着考究与深意。

正门对面立着一块照壁，并兴建有四方风水塘，暗合“水主族运”的传统理念。正门前，静静伫立着一对石鼓，两扇木门紧锁，上贴一对门神，两边挂有一副楹联，写道“分派自龙门，木本水源知有在；诒谋垂燕翼，春霜秋露感无穷”，直接道明了孙氏的源流。

从侧门跨过门槛，步入宗祠，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通透敞亮的天井。天井两侧廊道以青石板铺地，四角还陈列着刀枪剑戟等古武器仿真模型，墙上则挂着孙氏历史、孙氏族规以及孙氏族人总结出的湘湖老八景：龙井双涌、跨湖春涨、水漾鸣蛙、湘湖秋月、尖峰积雪、越城晚钟、柴岭樵歌、湖中落雁。

天井中正立着一座复古戏台“梨园风”，前梁、后梁均刻绘有描金的龙纹图案，背景则是湘湖绢绣，描绘着孙氏与东吴的渊源。戏台两侧的楹联“春色满明湖，弦声歌盛世”，既勾勒出湘湖的湖山雅韵，也寄托了对太平盛世的美好期许。

戏台遥遥相对的，是宗祠的核心厅堂——映雪堂，堂内正挂着“兵学圣祖”孙武的画像。

横梁上黑底金字的“映雪遗风”大匾也是格外醒目。“映雪”二字缘于晋代孙氏先贤孙康“映雪读书”的故事。据南朝梁代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及《孙氏世录》记载，孙康因家贫无灯油，冬夜借白雪反光刻苦读书，终成学识渊博之士。这一故事与凿壁偷光、悬梁刺股齐名，成为古代劝学文化的典型符号。

旁侧“厚德载福”“诗礼传家”等匾额，以及堂前楹联“湘水长抱，越山高环，介其间筑室栖神，以妥先祖；孝子种瓜，忠臣植梓，愿后昆读书励节，勿堕家风”，皆寄托着对后代崇文尚礼、德才兼备的殷切期望。

修旧如旧，似村非村

在湘湖繁衍生息的数百年间，孙氏族人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变迁。

《湘湖史话》一书中提到，孙氏族人对湘湖有着特别的情感，创作了众多吟咏湘湖及周边景物的诗作，如孙学思的《越王城吊古》、孙学古的《一览亭》、孙有兴的《湘湖秋月》，均已成为湘湖历史的珍贵记录。湘湖周边的许多古迹如复兴庵、寨岭庵、城山古道坊、湖中双凤坊等，也与孙氏家族有关。

如今的下孙文化村，没有徽州古村的张扬，也没有乌镇水乡的喧嚣，似村非村，更像一座立体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湘湖景区重建时，不只复刻了宗祠，兴建了风格相融的仿古碑坊、路亭、青石板路，并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悉心保留了四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民居老台门特征的百年民宅。

这些建筑白墙黑瓦、飞檐翘角，延续了明清建筑规制，古朴雅致之极。那天去，还正好遇见一对新人选择在此地拍摄他们的婚纱照，他们并非孙氏后人，却被这里的历史人文景致吸引而来。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8000年前的独木舟。

出土的木桨

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舟”

从下孙宗祠出来，穿过越王路，可以看到下孙船埠。

在这里，花上30块钱，就可以搭乘仿古独木舟，悠然泛舟湘湖。船埠两侧 “千重岩嶂列，四顾画图收”的楹联，正是此间湖山景致的写照。

不远处的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里，还能亲眼一睹仿古独木舟的原型——一条距今约8000年的跨湖桥独木舟。我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一个外地游客团。导游自豪地向他们介绍时，惊叹声此起彼伏。

2002年11月11日，考古人员在对位于萧山湘湖的跨湖桥遗址第三次发掘时，在编号T0512、T0513探方中发掘出一条独木舟。专家对舟体木块标本进行碳-14年代测定（又称放射性碳定年法，基本原理是根据样品中的碳-14原子衰变率计算样品的年代），获得的校正数据是距今8000年。

博物馆介绍，这条独木舟由整棵马尾松凿刻而成，长5.6米，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之一，也是中国迄今能够证实的最早独木舟，可谓“中华第一舟”。

独木舟的出现对人类文明史意义重大，它使交通和运载能力极大提高，更成为人类征服海洋的决定性一步。虽然独木舟在东亚地区史前遗址中并不鲜见，日本就曾发现了多条绳文时代的独木舟，但年代都晚于跨湖桥遗址。

从年代的久远、制作的工艺技术、保存的程度等方面看，跨湖桥独木舟目前在中国是具有唯一性的，在亚洲是年代最为古老的，在全世界来讲是罕见的。它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也是打破了黄河是中华文明唯一摇篮定势的最有利证据，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制造一条独木舟，从取材到刳凿成型，工作量巨大，即使用金属工具，也非易事，更何况当时用的是锋利程度有限且容易崩缺的石锛。但跨湖桥先民极有智慧地以火烧作为辅助方法，大大提高了制作效率。独木舟遗迹发现的石锛，以及舟身多处焦炭痕迹，就是“刳木为舟”和“火焦法”并用的证据。

另一块介绍牌上的内容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原来，独木舟的中部，还有一个经过修补的孔洞。修补方法是在破洞修整后，制作一块相似的圆形板状木块，覆盖贴合，用树胶粘牢。

独木舟刚发现之时，这个经过修补的破洞并未被今人发现。直到独木舟经过长期浸泡和脱水保护后，这个孔洞及补木才被发现。更值得注意的是，跨湖桥先民在孔洞的内侧（即舟体的内底一侧）挖出一个凹面，才使补木与舟体的扣合程度更加严密。经实验室分析，孔洞修补的黏合剂竟是漆！

不仅如此，我们的老祖宗堪称聪明绝顶，当时便已经学会以芦苇为材料篾编织品（篾编是采用竹篾、苇篾等材料，用三潜三浮或二潜二浮的方法编织而成，编纹呈人字状）。独木舟附近同时还出土了一件保存较好的席状编织物，编织物以纵横木条作撑骨，由苇草的茎秆表层材料编织而成。博物馆还特别附上说明，这8000年前的篾编，其编织技法与现在的凉席相比，几乎没有差别，是中国江南地区现存最早的编织物。

下孙船埠的仿独木舟游船

先照寺、湘湖和钱塘江

下孙遗址和跨湖桥文化

看到这里，你可能好奇，下孙村和跨湖桥遗址有什么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湘湖畔发现的“跨湖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曾轰动全国。后经碳-14年代测定，证明遗址距今约8000至7000年间，其年代明显早于河姆渡早期文化和罗家角早期文化（距今7000至6000年左右），为浙江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

但从 “遗址” 到 “文化”，亟须更多考古证据，而2003年在下孙村发现的下孙遗址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有力证明了8000年前的湘湖一带，已然形成规模不小的史前文化聚落，浙江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曾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

也正因下孙遗址的发现，“跨湖桥文化”的概念才被考古学界正式认同与接受，浙江文明史的开篇，就此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据《湘湖史话》介绍，位于下孙村的下孙遗址环境和海拔等都与跨湖桥遗址相近。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大范围的红烧土遗存，以及密集分布的灰坑。灰坑积物中，不仅有大量鱼类、贝壳类生物残骸，还出土了稻米遗存；遗址表层覆盖着厚薄不均的沙层，沙层中混杂着海生贝壳碎末、陶片与石器等人类文化遗物。

关键是，下孙遗址中出土的石器、陶器等也与跨湖桥遗址类似，如两处都有以釜、钵、圈足盘、罐为代表的陶器群，且形态特征非常接近，都出土了不见于江南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特殊性器物——线轮，都使用青灰色的沉积岩石器等。这些陶器和石器表明，下孙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属于同一种文化类型。

更值得一提的是，下孙遗址出土的器物虽相对单调，但灰坑分布十分密集，出土物多为陶里手（制作陶器内腔的工具）、光洁的鹅卵石与石平台（练泥工作台）等。考古专家据此推断，这里或许是当时的制陶作坊。

虽然下孙遗址出土物相对跨湖桥遗址更少，但正是由于下孙遗址的存在，“跨湖桥文化”的概念才得以成立，也得以让今人感叹我们那迷人的老祖宗有多聪明，8000年前就会制陶、种稻了。

此外，因下孙遗址西北面覆盖的淤泥保存相对完好，还较完整地记录了一次海侵过程（在相对短的地史时期内，由于海面上升或陆地下降，造成海水面积扩大，陆地面积缩小，海岸线向陆地内部推进的地质现象）：遗址遭到海水的冲击后，水动力冲刷使得遗址上覆盖了纯净的砂层，其中包含木块、骨头、陶片上吸附的海生物遗骸。这场灾难性的海侵破坏了跨湖桥先民的生存条件，跨湖桥、下孙遗址整个被大潮淹没，最终使得跨湖桥先民不得不走上迁徙之途，离开湘湖。

一场海侵，让史前文明沉入湖底；但数千年之后，又有新的血脉在此扎根生长。从8000年前跨湖桥文化的史前先民，到宋元年间迁居此地扎根的孙氏族人，再到如今的下孙文化村，这片土地虽历经沧海桑田，却始终承载着文明的延续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