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书博会一楼的旧书展区,一名穿着工作服的外卖小哥站在旧书摊位前,在几层的旧书里挑挑拣拣了很久,选好后买单掏出一个塑料袋将书仔细装好。他的日常,可能总是在与时间赛跑:取餐、送餐、赶往下一个地址。在这一排排旧书前,他慢了下来,抽出一本翻看,又放回去,再从书架深处找出另一本。
与此同时,会场一楼、三楼的各大出版社展区里,络绎不绝的读者正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赶来,挑着“四角齐整”“价格实惠”的新书,选择各种有意思的文创周边,背着“偶像包袱”的巨大包袋在场馆里穿梭,带着一口袋甚至一推车的新书,心满意足地“进货完毕”。
如果说一场书博会有它最直观的面貌,那一定是展馆里不断涌动的人流,是新书前驻足翻阅的读者,是一场场分享会开始前排起的长队,也是许多人拎着沉甸甸的书袋离开时的神情,更是面对不断刷新的信息和不断催促的生活,人们仍愿意为一本书留出一点不被计算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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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届全国书博会在杭州举办,短短四天时间,举办了千余场活动,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这些数字记录了一场文化盛会的热度,比热度更值得回味的是,在信息几乎可以随手获得、注意力不断被切分的当下,仍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一本书、一场对谈,专程走进一个共同的阅读现场。
人们来书博会,会购书,会追随自己熟悉的作家和话题。这几天现场作家读者互动的火热还说明大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完整的相遇。作者们谈自己如何写作,读者们回应为何被某本书击中,编辑策划们聊一本书背后藏着怎样的世界——这些无法被书封简介和算法推荐完全替代。
在朦胧派代表诗人舒婷新书《我的梨花开遍天涯》发布会现场,即便实行限购,300本新书仍在15分钟内售罄。网名“路一十八”的年轻读者独自从黑龙江哈尔滨赶到杭州,背着满满一书包舒婷的作品,只为请她一一签名。
在“文学在场:书写时代与人民”对话现场,来自河南驻马店农村的乡村写作者杨运祥,连夜赶到杭州,只为向作家们请教一个困扰自己已久的问题:“在农村,如何写好农村?”活动结束后,他又连夜返程。
马家辉新书分享会现场座无虚席,连过道和空地也排了几圈读者等待签售。大家静静聆听他讲述五年磨一书的创作历程,也记住了他送给所有人的一句话:“你要承认你的努力有它的局限,但不要让不好的经验把你困住。从不好的经验中走出去,往前走,走向光明,走向让你更强大的所在。”
书从安静陈列的商品,变成可以被讨论、被追问、被彼此传递的内容。作者、编辑、出版人和读者坐到一起,阅读便不再只是一件私人的事,它也成为人与人之间建立理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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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背后,也藏着一座城市对读者心思的体察。书博会现场专门开设“不如见面”餐饮专区,以谐音梗的方式一语双关,既展现了从杭州到全国的特色面点,让逛展多了可感可尝的城市味道,又紧扣书博会邀请读者在线下相见的主题。
更细微的照顾,落在读者拎书的手上。有人专程赶来,书越买越多,双手渐渐腾不开,主办方观察到这种购书的热情,即时推出小推车,恰好化解了这份“甜蜜的负担”。这些安排看起来很小,却是杭州向远近来客递出的一份体贴:可以慢慢逛,放心挑,把想带走的书带回家。
这样的热闹,并没有被关在展馆里。
书博会期间,杭州的书店、图书馆、城市书房、社区、商圈等都同步推出各类与阅读有关的活动,文旅部门协调推出吴越文化旅游线路,地铁相关线路上对书博会进行全天候介绍推广,一位外地来的图书从业者感慨地对记者说:“你们杭州对阅读,对书博会真是不遗余力地推荐呐!”
在余杭径山,作家马伯庸在乡村文化礼堂做了一堂《历史中的大与小》的主题分享会;在西湖畔的宝石山上,一个限时的“西湖文化会客厅”邀请了多位知名作家、学者、纪录片导演走进书店,围绕苏东坡文化、吴越历史、儿童文学、当代文学等主题开展系列文化沙龙。
从主会场到街巷深处,阅读在不同的空间里发生,也与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相遇。
这正是杭州举办书博会的特别之处。它并非从一片阅读的空地上突然搭起展馆和讲坛,多年来,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实体书店、社区阅读空间和各类阅读活动,已经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日常文化网络。
截至今年6月底,杭州累计建成2649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城市书房(杭州书房)470家、邻里阅读空间180家、文化驿站124家、阅读驿站92家。它们不仅分布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也融入了公园、景区、古镇、产业园区、特色酒店、地铁站、医院等多类公共场所。
杭州图书馆负责人表示,近几年,该馆通过社会化合作新增了不少特色主题分馆,比如自然、运河、南宋美学、数智科技等主题馆共30家,同时与城市书房(杭州书房)、阅读驿站、邻里阅读空间等实现了馆藏图书“通借通还”。这意味着无论住在哪里,总能轻易地找到身边可以借书还书的地方。
尽管碎片化阅读成为日常,但纸质书的借阅量仍保持着增长。《2025年度杭州地区公共图书馆阅读报告》显示,全年各馆共接待市民和游客2583.66万人次,纸本文献借阅量达1240.49万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