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做西餐的原来是一个海员
曾经改名为光明甜品店
负责做西餐的师傅姓王，是一位宁波人，“他原来是做海员的，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后来退休回国，我老爸就请了他来当大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大华饭店有外事活动，都要请他去帮忙煎牛排的。”
食材也都是用的真材实料：“我们家里的冰淇淋，蛋白都是不要的，只要蛋黄，用机器摇出来的，牛奶那是到松木场的奶牛场定制的牛奶，拿来都要用表量过的，比重多少，是真牛奶，不像现在用奶粉冲冲的。”
说到这里，朱锦炎不禁开始炫耀起了自己的厨艺，“西餐我经常看他们做，我真的看都看会了”。甚至跃跃欲试地说，下次可以请我们吃牛排，“烧出来不比外面饭店差，我会烧正宗的罗宋汤，烧出来味道是呱呱叫的”！
很快，海丰茶室就成了杭州顶流的西餐厅，地位不亚于现在的“米其林三星餐厅”。朱锦炎回忆说，当时出入海丰的都是现在说的“白领”，“银行职员、邮电职员……开飞机的航空员这些，一般老百姓不进来的，因为贵！”第二次采访时，朱锦炎还想起了一件事，“那个时候，曾有人出价36根‘大黄鱼’买我爸这家店，不过生意那么好，我爸哪里肯卖。”
民国时，俗称十两重的金条为“大黄鱼”，彼时十六两为一斤，折合今天的重量是312.5克，按12月7日474元一克的金价换算，价值超过148万。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进行重大改革，海丰茶室后来就变成了公私合营。
1966年的改名潮中，海丰一度更名为光明甜品店，但1979年又改回了海丰这个名字，由杭州饮服公司管理。1984年，公司花费重金对店铺进行了升级改造，很多老杭州人记忆中“时髦又奢侈”的海丰西餐社就是这个时期了：一层卖蛋糕冰淇淋冷饮，二层卖西餐，三层卖中餐，其中“冰淇淋赤豆汤”“淇淋果露”都是城中爆款，几乎是那个年代杭州人夏天必吃的解暑冷饮。
橙友“歪歪屁”说：“上世纪80年代，爸妈找对象的时候，约会去海丰，又时髦又奢侈。妈妈说，一杯果汁露，7分钱，加个冰淇淋球，1毛7，那时候果汁都是粉冲泡的，有点像果珍又没果珍高级，还有冰咖啡卖。夏天的傍晚，店里一楼生意是最好的！”
很多年后，卤儿道道曾复刻了一款“海丰冰淇淋赤豆汤”，销量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1200份。
千禧年之后，西餐厅、咖啡馆、面包店开始大举进军杭州，没能跟上时代节奏的海丰西餐社在激烈竞争中逐渐没落，最终在2006年黯然歇业。
平日里也没和孩子们说过
就是想给大家还原一下真实历史
即使是逃难之时，朱锦炎也没放弃过学业，一路逃，一路学，一路插班，最终选择成为一位建筑师。
“1947年回到杭州，我插班进了大塔儿巷里的正则小学，读了两年。到1949年，我考进杭州惠兰中学，就是杭二中的前身。之后读到1953年，保送到了杭州土木工程学校学造房子，我妈听朋友说，我学这个技术，今后是可以开营造厂，可以做老板的，想想也蛮好的就去读了。而且这个学校读书，一分钱不花，吃饭、看病、书本全包。读了一年之后，这个学校和另一所学校合并成了直属于中央的上海建材工业学校（后于1996年并入同济大学），我就离开了杭州去了上海。”
说到这里，朱锦炎拿出了他的毕业证书，只有薄薄一张纸，但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辨认出上面的印刷体，“学生朱锦炎系浙江省杭州市人，现年二十岁，在本校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三年级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落款是建筑工程部上海建材工业学校校长。建筑，也是他后来从事了大半辈子的职业。
采访时，我们说想给他拍张照留作纪念。
朱锦炎很自然地拉过了同样白发苍苍的太太，坐在自己身边，老太太也很自然地把手放在了先生的腿上。写稿子的时候，再次翻看照片，都能感觉到那股溢出照片的幸福感。
两位老人身后的柜子上贴着几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蓝色哆啦A梦，那明显是曾孙子辈的杰作，再后面是祖孙三代的合影，合影上方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
朱锦炎身边还摆着一个抢眼的曲谱架，身后的液晶电视机，被当成了跑步机一样的挂架，挂满了他心爱的京二胡，“这个和民二胡不一样，是专门唱京剧用的”。他甚至还即兴给我们拉奏了一小段京剧曲段，手法极为娴熟，一听就知道平时没少拉，“我老爸喜欢听京剧，所以我小时候跟着听，听着听着也就喜欢上了！”京剧及他，如同当年地契对于他父亲那样重要。
朱锦炎还给我看了一张20世纪80年代，他们夫妇和梅葆玖先生的合影。
到了单人照环节，朱锦炎主动脱掉了厚重的摇粒绒外套，露出了里面的经典格子衬衫，拄着拐杖站了起来，还戴上了一顶家人给他拿过来的红棕色帽子，摆出了一个反手叉腰的姿势，和我们调侃说，“看着是不是很帅？”
如果不是“海丰西餐社”时隔多年重新开业，再次引起世人注意，他也没想过要出面澄清，“因为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所以我平日里也没和孩子们说过，现在说出来，也不是为别的，就是想给大家还原一下真实历史，说点实事求是的东西。”
明年，朱锦炎即将迎来90岁。无论经过多久，在他眼里，海丰就是杭州人的海丰，这都是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
